无罪的人为什幺做出认罪口供?

文章   2020-07-13  阅读 196 次

无罪的人为什幺做出认罪口供?

  休‧伯顿(Huwe Burton)在16岁时向警方承认自己杀害了母亲,当纽约警方审讯他的时候,他还处于亲眼目睹母亲尸体的惊魂未定状态。经过数小时的威胁与哄骗,他终于说出警方想听的那些话。伯顿很快便改口否认,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弒母,期待司法尽快还他清白。

  儘管如此,伯顿仍在1991年被判二级谋杀罪,判处15年至终身监禁的刑期。

  伯顿服刑将近20年后假释出狱,但他永远无法摆脱被定罪的耻辱。几个组织的律师团花十多年的时间为他洗刷冤屈,提出与口供互相矛盾的事实,并出示检察机关行为不当的证据。但对布朗克斯区的检察官办公室来说,伯顿的口供远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来得重要:毕竟,只有「有罪的人才会认罪」,谁会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认罪呢?

  2018年夏天,伯顿的律师团请到专门研究审讯技术的法律心理学家索尔‧卡辛(Saul Kassin)为伯顿伸张正义。卡辛指出,虚假认罪(false confessions)的情形并不罕见:近几十年来,非营利组织「清白专案」(Innocence Project)为365名被告洗清罪名,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因虚假认罪而被定罪。经过30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制式的审讯技术容易将心理压力加诸在嫌疑人身上,导致无辜的人藉由认罪来逃离这些压力。此外,年轻人更容易发生虚假认罪的情况,特别是在压力极大、疲惫不堪和精神创伤的状态之下,正如伯顿当年的处境。

  卡辛的研究让检察机关重新审视了讯问与虚假认罪的可能性。不久前,布朗克斯最高法院的法官史蒂文‧巴雷特(Steven Barrett)终于撤销了对伯顿长达30年的有罪判决。

  虽然自DNA鉴定进到美国法庭后,已有数十人洗清因虚假认罪而被定的罪,但伯顿案是司法第一次依据针对讯问所进行的科学分析而改判无罪的案例,认罪口供被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不仅是辩护律师,立法者和警方也连带开始检讨讯问的方式。卡辛设计的实验探索了造成无辜者虚假认罪的心理原因。在最近的研究中,他展示认罪(无论真实与否)举动对证人乃至法医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并决定了整场审判的走向。

无罪的人为什幺做出认罪口供?

  嫌疑人的认罪口供一直是定罪的「黄金準则」。着名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雨果‧孟斯特伯(Hugo Münsterberg)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危险的人,他在1908年提出警告说:「不真实的认罪口供……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但直到1980年代末发生几起令人震惊的虚假认罪案件后,司法体制才引进DNA鉴定,从而得知虚假认罪所涉及的範围有多广,以及认罪口供能起到的作用。

  卡辛对此并不惊讶,他花费了数年时间钻研警方的审讯技术。在堪萨斯大学的博士后时期,他研究陪审团如何做出决定,并被认罪口供的力量所震撼,其影响力实际上百分之百保証了有罪的判决。

  他深入了解莱德侦讯技术(Rei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警方普遍使用的侦讯技巧)后,他开始质疑嫌疑人口供的真实性。莱德侦讯技术的训练手册(目前已经出到第五版)在1962年由芝加哥前警探、测谎专家约翰‧莱德(John Reid)和西北大学法学教授弗雷德‧英鲍(Fred Inbau)首次出版,卡辛说:「读完后我吓坏了,里面使用的手段跟米尔格伦的权力服从研究很像,甚至还更糟糕。」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丹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在1960年代进行了一项社会心理学研究,怂恿受试者对其他学习速度不够快的人施加电击。这些志愿的受试者并不知道他们对别人施加的电击是假的,但令人不安的现象是当权威人士指使他们这幺做时,他们还是愿意继续製造痛苦给别人。

无罪的人为什幺做出认罪口供?

  莱德侦讯技术刚开始看起来不太一样。讯问者会先询问一些问题——有些无关紧要,有些具有挑衅性——进行行为评估,并观察嫌疑人是否有说谎的迹象,例如东张西望、无精打采或摆出双臂交叉的防卫姿态。如果嫌疑人被认定为「可能说谎」就会进入正式的第二阶段审讯。这时警方会加强讯问的强度——反覆指责嫌疑人,逼他们聆听案情细节,而且无视所有的否认。与此同时,讯问者还会适时地表现出同情与理解,藉此降低嫌疑人因认罪产生的罪恶感,引导嫌疑人做出认罪口供。

  逐步加强力道的讯问与权威人士施加的心理压力,让卡辛想到了米尔格伦实验。米尔格伦是让一个人去「伤害」他人,而莱德侦讯技则是让人透过认罪来伤害自己。卡辛质疑,种种的压力可能导致了虚假认罪的发生。

  为了找出答案,卡辛在1990年代初期决定在实验室与学生受试者一起模拟莱德侦讯技术的场景。卡辛设计了一种名叫「电脑崩溃实验」的测试,让学生用电脑进行听写,同时也警告他们系统有故障,当按下Alt键时就会导致电脑崩溃。当然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无论按下哪个键电脑都会崩溃,随后实验者会指责学生按下了Alt键。

  起初,没有人自愿认罪。接下来,卡辛根据警方的审讯技术改良了变异版本。例如警方有时会欺骗嫌疑人,告诉他们犯罪现场有目击者——让嫌疑人怀疑自己有没有正确描述事件(根据美国法律,警方不用对讯问所说的谎承担责任)。这种手段最知名的案例是:1988年的早晨,住在长岛的少年马蒂‧坦克利夫(Marty Tankleff)準备到餐桌吃早餐时,发现父母被人刺伤双双倒在厨房地板上,母亲奄奄一息而父亲昏迷不醒。警方认为坦克利夫「不够悲痛欲绝」,因此锁定他为头号嫌疑犯。在几个小时毫无进展的讯问后,一名警探说谎骗坦克利夫「他们已经打给人在医院的父亲,他指控兇手就是坦克利夫」。然而,他的父亲其实已经在昏迷中过世。最终坦克利夫在无可奈何之下认罪,直到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浮现并释放还他清白以前,他在监狱里已经服了19年刑期。

  卡辛永远无法在实验室里模拟出这种创伤,但他可以在电脑崩溃实验中设置类似的变数:在实验进行中,安排一名目击者指控学生按错键。实验结果显示,被目击者指控的学生的认罪比例是没有目击者指控的两倍多,几乎每个面对伪证指控的学生都认罪招供。有一些学生以为他们真的按错键,急急忙忙解释说出如「手的侧面不小心压到别的按键」的理由。他们深深将自己的罪恶感内化,以至于当卡辛告诉他们真相时,有些人还不愿意相信。

无罪的人为什幺做出认罪口供?

  还有一种情况是警方没有捏造手中握有证据的谎言,但却暗示嫌疑人很快就会有新的、可构成犯罪事实的证据出炉。举例来说,讯问者可能会告诉嫌疑人目前正在等待犯罪现场的DNA化验结果。这种说法看起来会让无辜者更强烈地否认犯罪,毕竟新证据出来马上就能摆脱嫌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卡辛採访后来被证明无罪的人的说法,他们认罪往往只是为了逃离当下巨大的心理压力,相信新证据之后也会为他们洗清罪名。但不幸的是,嫌疑犯既然都已经亲口认罪,这些所谓的「新证据」在司法系统面前也变成参考用的东西。

  卡辛在电脑崩溃实验的另一个变异版本中,测试了警方所惯用的「虚张声势」技俩。这一次实验者除了指责学生之外,还告诉学生伺服器上面有按键纪录,等等就会开始一一检查。结果显示,当这种说法出现后,虚假认罪的比例大幅飙升。实验后的问卷表明,许多被「虚张声势」吓到的学生就像卡辛所採访的那些人一样,同意在一份认罪书上签字只希望尽快离开房间,内心假设伺服器纪录最后会还他们清白。卡辛表示,从这方面来看,相信自己的清白与过度相信司法体系本身相当危险。

  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家多年来重複进行类似的电脑崩溃实验,也都得出类似的结果。批评者经常对卡辛的研究提出质疑,认为他的实验对象被指控的「罪行」只是粗心大意或无意间犯下的行为,而且认罪也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不过,其他研究的结果已经反驳了大部分的质疑。罗杰威廉士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梅丽莎‧罗萨诺(Melissa Russano)设计的实验要求参与者解决一系列的逻辑问题,有些透过小组合作,有些则独自完成。实验者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不能协助必须独自完成的项目。然而在此之前,部分的学生参与者被要求表现出很沮丧的样子,促使不知情的参与者违反规定去帮助他们。

  在这些实验中,违反规定帮人作弊的参与者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罪」,而违反校规的作弊行为,也会让认罪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就像卡辛所发现的那样,指责性的讯问还是会产生虚假认罪的情形。罗萨诺也测试了标準讯问的常见手段:降低嫌疑人对于认罪的罪恶感,她会告诉参与者:「你可能不知道,认错其实没什幺大不了的。」这类型的话术让虚假认罪的招供率提高了35%。

  莱德侦讯技术的大部分技巧包括观察说谎的语言和非语言迹象,有很多警察以为自己特别擅长让罪犯招供。十多年前,卡辛就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自信心进行检视。他找来非常擅长说谎的人(麻州监狱的一群囚犯)给他们一小笔钱演戏,要求其中一半的人在影片里说出自己的真实罪行,另一半人则随便说些别人犯下的罪。然后他把影片拿给大学生和警察看,结果发现两组人都没有特别擅长查明真相(一般人大概能猜对一半),而且学生的表现甚至比警察还要好。然而,警方仍然对自己的「观察能力」沾沾自喜,对结论无动于衷,卡辛说:「这是非常糟糕的结合,训练让他们的观察能力变得不那幺精準,同时又自信过了头。」

无罪的人为什幺做出认罪口供?

  卡辛办公室的海报上展示了28张脸孔,上面包括男性、女性、成年人、青少年、白人、黑人、拉美裔,他说:「看看这张海报有多少不同类型的人——所有的人类。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承认犯下不属于他们的罪,没有特定的人会做出虚假认罪,因为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认罪有时甚至会推翻没有瑕疵的DNA证据。1989年,五名青少年在经过数小时的讯问后认罪,他们承认在纽约市区殴打并强姦了一名慢跑的女子。儘管他们很快就改口否认,而且从受害者身上提取的DNA也不属于他们,但在检察官解释了供词与证据的矛盾后,两个陪审团都判他们有罪。检察官提出了一个推论认为还有第六个身份不明的同伙也强姦了受害者,然后这个同伙是唯一一个射精留下DNA的人,这种「身分不明同伙」的推论也经常被用于其他的虚假认罪案件。13年后,与DNA样本相符的男子(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连环强姦犯和杀人犯)承认当时是他独自犯案。

  这幺不公正的事情怎幺会发生呢?卡辛在2016年发表了另一项研究,研究团队以模拟陪审团的实验来还原这种情形:他们询问受试者会选择相信「供词」还是「DNA证据」时,受试者会选择DNA证据;但是,如果检察官提出一个推论来解释DNA证据为什幺跟供词互相矛盾时,人们会压倒性地选择站在供词这一边。

  卡辛和几名同事共同撰写了一份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白皮书,警告不当的审讯存在嫌疑人被胁迫的风险。他们建议进行几项改革,例如禁止警方说谎诱导嫌疑人、限制审讯时间、从头到尾记录审讯过程,以及禁止使用降低认罪罪恶感的话术。他们还表示,希望嫌疑人自己做认罪口供的做法本身就具有瑕疵,因此有必要「彻底重新构思」这些审讯技术的正当性。

参考报导:Science